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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内茶山之基诺山

发布日期:2013-11-09 12:28:13 浏览: 来源:新境茶艺培训

这是清代一位名不见传的诗人姚合生题为《龙江打油诗》的一首随意之作。语言的平常,加上没有诗人自身的情感渗入,使得该诗除了音韵流畅外便乏善可陈;但简单的叙事,却包含着一个没有文字的古老民族的集体记忆有关英雄崇拜的不解情结;这首诗的背景就是历来被称为古六大茶山之首的基诺山茶业肇始的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传说诸葛武侯南征路过基诺山,怕兵卒夜晚宿营掉队,便叫他们睡觉时头朝南,脚朝北,醒来后顺脚追赶大部队,但兵卒们醒来却是头北脚南,怎么追赶也找不见诸葛武侯的影子。为了不贻误战机,武侯无法等他们,虽然生气,但怜悯士兵们在深山荒岭中的生计,于是留下了一把茶籽,让他们以种茶为生;所以时至今日,基诺族人还奉诸葛武侯为茶祖。根据这个故事,基诺族人追根溯源便认为祖先是诸葛武侯丢落的士兵。于是便称为“攸乐人”,“攸乐”即“丢落”的谐音。这显然是个附会之说。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基诺族是国务院时至今日正式确认的最后一个单一少数民族,确认的时间是1979年5月31日。关于基诺族的族源,历史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初步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其一,根据基诺族语言、文化等特征分析,认为基诺族属氐羌族系分支,由西北迁徙而来;其二,根据基诺族创始传说和基诺族送魂路线等口碑,认为基诺族发祥于杰卓山(今景洪市基诺乡洛特老寨)。据傣文《泐史》记载,元末明初,西双版纳傣族的第九任召片领刀坎曾娶基诺女为妻,说明当时基诺族就生活在西双版纳一带。

汉文献有关基诺族先民的记载始见于清代,《伯麟图说》记载基诺族先民“种茶好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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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产区各少数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的观念渗透在日常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对于茶,他们更自然而然地奉为神祉,基诺族人祭祀茶树就是这种信仰的体现。

在春茶开采前,基诺族人祭祀茶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宗教仪式:以大公鸡和蛋、肉、酒等作为祭祀品;祭祀由氏族长老——卓巴和权位低一等的卓色带领全寨人到最古老的茶树前,鸡蛋与米酒相调,泼于树根,以鸡血浇于树身,蛋壳穿成串挂于树枝,鸡毛也撒于茶树。祭祀完毕,各家各户方可采摘春茶。

本来,与大自然唇齿相依的关系,就使基诺人对日月土地、山川草木怀有一份亲切的善意,对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茶,就自然多了一份感恩的虔诚。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今天很多玩茶爱茶做茶的称为“茶人”,我更愿意称这些在茶树前下跪并歌唱祈祷的、被我们有意无意地称为“茶农”的、很多像基诺族人一样的民族兄弟为茶者,纯粹的茶者。

他们离我们的生活可以很近,但我们离他们的心灵事实上很远。

与德昂族的创世神话相似,基诺族对茶的敬仰和感恩还在另一则传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茶来自阿嫫腰白的神赐。阿嫫腰白是基诺族原始信仰的造物主。相传阿嫫腰白造好天地以后,便把汉族、傣族、基诺族等民族叫来分天分地。基诺族住得太远,没有去参加分配。阿嫫腰白等了七天七夜,没见基诺族露面,便亲自到基诺山喊。但基诺族胆子太小,不敢离开基诺山。阿嫫腰白十分生气,本想丢下他们不管,当她走到而今的孔明山时,心肠一软,对基诺族产生了怜惜之情。于是便抓了几把茶籽撒在基诺山上,从此基诺族就开始靠种茶采茶为生。

不管英雄崇拜也好,神灵敬仰也好,我们除了至少知道基诺族对茶的虔诚态度之外,我们还知道他们事茶的历史一定悠久。虽然基诺族没有自己书写的文字,无法从尘封土埋的典籍中寻找最早的茶事记录,但无疑,他们直到今日,对茶的一种日常生活化的食用方式——凉拌茶,却让我们看到了茶文化的诺亚方舟。凉拌茶的制法是:以当天采摘的新鲜嫩茶,用开水稍为煮沸杀青后,从锅中捞出,拌上食盐辣椒等佐料,便可开始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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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甚至多愁善感的诗人、见多识广的游客的角度来看,除了让人耳目一新之外,这种古老的人与茶的关系,都会在心灵深处引起一些震撼——只要或多或少地了解一点茶,了解一点儿茶文化的历史,尤其是了解那个著名的神农氏勇尝百草而发现茶的先知般的献身故事,就会引起你的震撼。不一定需要读过唐代那位身世飘零的幕客——樊绰,在他用心良苦撰写的著名的《蛮书》里漫不经心的一句话:“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关于这句话的是非争端已在前文有所条缕)。

根据现在可考的、少得可怜的文献,我们知道,攸乐茶山明朝初年至少已有茶园四千亩以上,大规模商业种植的历史,只能由明朝千年左右为基点,向弥漫茶香的岁月之河的深处追溯。然而,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茶叶是和平的使者,但人对待使者的态度并不平和。他指的是鸦片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等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战争,起始因素都与茶有关。(甚至我相信,今天欧盟制定的茶叶进口标准,从健康的角度无可非议,但隐藏在苛刻琐细的数字指标后的态度并不一定完全和平。)回顾自秦至清浩瀚漫邈的中华帝国史,中央王朝只要力所能及,对西南边陲扩张版图的野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尽管采取的形式时而金戈铁马,时而银笙玉笛;干戈玉帛交替翻覆,王道霸道兼而有之。西双版纳,由于历史上比蜀道更难的交通阻绝、周边国度的复杂关系、与中原形神迥异的文化风俗使得直到清王朝才实现对这片奇异山川的文化经济的颇为成功的控制。而对于古老的基诺山来说,期间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雍正七年(1729年)建置普洱府时,在今日的攸乐山茨通老寨设立攸乐同知,筑起了攸乐城,并计划将之建成滇南重镇。其目的除了政治上对车里宣慰司形成军事统辖、威慑沿澜沧江而下东南亚各国外,还要实现对古六大茶山的茶业经济进行有效控制。清政府在茨通设同知一员,右营游击武官一名,驻兵五百,设盐课司,派使员2名,同时还规定,除了江内的茶业要受江外盐课司的管控外,江外的车里宣慰司要岁纳银粮。这当然是配合云贵总督鄂尔泰设总茶店于思茅,统管六大茶山之茶叶贸易“以笼其权利”重要政治举措;据《云南事略》载,鄂尔泰手下干练而残忍的思茅通判朱秀,“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留或复入者,俱枷责押回,令茶户将茶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设立攸乐同知的政治影响,也许就是阮福、檀萃等压根没到过西双版纳的清朝官员,在他们的志录里为何把攸乐山列为古六大茶山之首的原因;在攸乐同知设置后的整整七十年的嘉庆四年(1799年)六月的一个下午,一个小小的场景与攸乐茶山当年的政治军事风云相映成趣:乾隆进士、长期在滇任职的安徽人檀萃,在著名的武昌黄鹤楼上,对着漫漫汉江,把酒临风,一边与楚中文友们谈笑风生,一边挥毫濡墨,为自己倾注了不少心血刚写完的《滇海虞衡志》作序。耐人寻味的是,在滇为官时的檀萃清正不阿、兴学劝农、对老百姓颇有悲悯意识,但《滇海虞衡志》也站在皇家政治经济学的立场,称六大茶山的茶“可谓大钱粮矣”。

攸乐同知设立六年后,即因瘴气太盛、士卒多病等原因,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迁往思茅。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茨通老寨的攸乐同知旧址,只有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草树杂木,那些见证五百清兵威风的残砖破瓦,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地上,有的已经被泥土掩埋;仔细辨认那些早已青苔斑驳的图案,很难在这样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日子,把它的存在与当年雍正皇帝和它的心腹大臣鄂尔泰的深心密虑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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